建筑是一種實體藝術，從它誕生之時起，就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不斷演變，成為承載人類文明信息的一種重要載體。特別是帶有濃厚地方特色的民居建筑，更是我們了解和研究當地歷史及民俗民風的形成、自然環境的變遷、生產力水平、經濟發展狀況等重要信息的實物證據。因此，世界各國各民族都會把一些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建筑物永久保存下來，作為與先人對話的橋梁，從中去體會領略先輩的智慧和追求。昆明地區的“一顆印”式民居建筑，可以看作一種具有典型地方特色的文化遺產。

昆明“一顆印”式民居大多分布于漢族和白族聚居的壩區較大的自然村落，山區苗族聚居的村落則很少發現，這是通過調查昆明周邊近百棟老建筑而發現的一個規律。一顆印，作為昆明民居重要的建筑形式，可見其存在的合理性絕不是由某一個原因形成的，而是經歷了上千年的演變過程，一直延續的。

目前我們發現的“一顆印”式建筑基本上多是清代遺留下來的，民國時期的居其次，新中國成立后就基本不按此建房了，可能再過20年，想要找典型的昆明“一顆印”式民居建筑，就只能通過圖片、博物館展覽了。

一顆印式民居是由漢、彝先民共同創造，最早在昆明地區流行起來的“特色品牌”，一顆印式民居的基本規則為“三間兩耳倒八尺”。平面近乎正方形，正房三間兩層，較高一些，兩廂為耳房，耳房就矮一些，這樣就組成四合院，中間為一小天井，門廊又稱倒座，進深為八尺，所以叫“倒八尺”，整體方形如印章，故稱“一顆印”式。

在一顆印中，正房三間的底層中央一間多作客堂，為接待客人用，左右為主人臥室，耳房底層為廚房和豬、馬牲畜欄圈，樓上正房中間為祭祀祖宗的祖堂或者是誦經供佛的佛堂，其余房間供住人和儲存農作物等。

曾經昆明大街小巷都能見到的“一顆印”，已經早就淡出了人們的視野，或許在城郊、鄉下才能更多地見到這最具有昆明味道的民居建筑。而在市區，昆明老街則是鳳毛麟角的幾個還能見到“一顆印”的地方。

說到“一顆印”式民居建筑，因其建筑院落平面整個呈近乎方形布置，如中國傳統之印章，故而冠以其文化意義，用較能表現中國文化傳承的印章名稱形象的命名。在對沙朗桃園村的“一顆印”式民居建筑進行調查時，其村民均稱其祖輩是南京柳樹灣高石坎人，是明時隨沐英到云南的。

昆明地區的“一顆印”式民居建筑“三間四耳倒八尺”的格局，基本上符合北方庭院式建筑的形式。其縱向布局，左右廂房對稱，正房與前面的“倒八尺”前后呼應，正房與廂房高低錯落，整個廊形成內部串聯，組成了一個封閉的獨立空間。這種建筑的布局方式，很適合古代社會昆明漢族居民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各種生活要求。

再有“一顆印”式民居建筑平面布局基本呈方形，反映了傳統文化中崇“方”的思想觀，所以說昆明地區“一顆印”式民居建筑，是內地漢族南遷后將中原的傳統建筑文化傳播到滇池地區，并根據當地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結合起來，而建造的具有昆明地方特色的民居建筑。

漢族的這種“一顆印”式民居建筑，在時光的長河中，漸漸還影響到了生活在周邊少數民族的建筑文化，如生活在昆明沙朗等地白族所建的民居建筑。

談到昆明“一顆印”式民居建筑的形成年代，有眾多的說法，一是唐宋時期，昆明從唐人（內地漢人）到昆明開始，即有了“一顆印”式民居建筑。二是元代來的軍民所建。三是明朝初年，傅友德、藍玉、沐英帶兵征服

云南時期，其中有一批從北方來的隨軍工匠，為明軍所建的房屋就是“一顆印”式建筑。四是清初吳三桂進軍云南，帶來了大批的工匠開始建造“一顆印”式建筑。

帶著種種疑問，通過對昆明周邊現存的“一顆印”式民居建筑進行調查，我們認為，“一顆印”式民居建筑應該是從明代開始，在漢民族的四合院建筑基礎上開始演變，一直到清代早期，才逐漸形成了“三間四耳倒八尺”的基本格局和形制，而后成為一種建筑模式，即昆明地區“一顆印”式民居建筑的形成始于明，成熟定型于清早期。

一顆印里的天井

通過對昆明地區“一顆印”式民居建筑的調查發現，天井作為建筑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受重視程度，往往跟建筑的科學合理布局緊密相連，其建筑形制可以觀天井而知。也就是說，只要知道天井的大小，反過來就可以計算出建筑的平面布局模式了。天井通常是方形的，四周有圍合建筑物，但昆明地區“一顆印”式民居建筑的天井多為縱向長方形，并不是方方正正的，這和建筑結構構成有很大關系。

一顆印里的瓦當

昆明地區“一顆印”式民居建筑的瓦當圖案多為花草紋，幾何紋，動物紋、漢字紋、回紋等。瓦當是屋面上覆蓋瓦縫的筒瓦其最下面一塊圓形的端頭裝飾，也稱“勾頭”。據考古調查資料顯示，瓦當早在西周晚期就出現了，到秦漢時已很常見。到隋唐時期，其紋飾圖案已較為豐富。明清時，瓦當藝術繼承了前人的多數圖案，但也隨著時代的發展演變了許多新的圖案，作為各地建筑中瓦當圖案又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近現代名人與一顆印

抗戰時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所國內知名高校南遷昆明。成立了聞名世界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0年，為躲避日機轟炸，聞一多和華羅庚兩家人先后在大普吉陳家營楊家宅院內居住，這是一排聯排式典型的“一顆印”式民居建筑，三院主人為親弟兄，昆明周邊常見聯體式“一顆印”式建筑，有雙聯式、三聯式兩種。

雙聯式“一顆印”式民居建筑

三聯式“一顆印”式民居建筑

司家營位于龍頭街，抗戰時期，居住著許多西南聯大師生，聞一多一家于1941年10月初經陳夢家介紹，從谷堆村搬到司家營村一所才建好的一院“一顆印”式民居建筑內居住，房東姓司。二樓正房為聞一多辦公室，因條件艱苦，聞一多用裁縫的大案板做書桌，后墻的書架上，堆滿了從大普吉清華圖書館運來的書籍，其家人住二樓右側廂房，朱自清住二樓左側廂房，聞一多先生則一直住到抗日戰爭勝利。

可以說，昆明的“一顆印”式建筑中，居住過眾多的普通百姓，同時也居住過我國最杰出的科學家、著名教授、文化名人等社會名流，許多研究成果就是在這普通而奇特的建筑中完成的，從這點來說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

“一顆印”無論是在山區、平壩、城鎮、村寨都宜修建。可單幢，也可聯幢，可豪華，也能簡樸，千百年來是云南地區最普遍、最溫馨的平民住宅，隨著城市的改擴建，一顆印式的昆明古民居建筑，已經越來越少……

圖文來源《一顆印——昆明地區民居建筑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及網絡